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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MIND与艺术家Anita带给读者的⼀次阅读“作品”的特殊体验。在不断被期待、关注,并不断被解释的作品之外,⼀定存在着与之相关的庞⼤空间,它们并不确凿,彼此交叠,⽇⽇夜夜,不曾诞⽣“成果”,却缔造⼤量梦幻的事物。这⼀次,Anita选择了《⽔边路》这段“和声”,让它与主作品《钟》交叠,像不时飘来的⾳律,流动其中。读者谈到的,既是⼀段故事,又是⼀帧帧影像,它们⼀边确⽴,⼀边消失,留给我们既浅又深的烙印。这不能不说是另外⼀种“游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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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:时间的投影
图、文 / Anita Pan
原载于:《MIND》2016年9月刊“特别项目”,第26-45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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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色不是水的颜色,也不是天空的颜色,这点常常被忘记。蓝色是水对光线的翻译。翻译不足或是过度,都得不到蓝色。但也不能说蓝色就是准确的翻译。是否存在准确的翻译还是个问题,所以,也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一种可称之为(在)准确(范围内)的蓝色。
水路不是路,正如水边路不是水。但这似乎并非完美逻辑。水路承担着路的一部分功能,而水边路长期在水的浸润下,也算不得纯粹的陆地。在某些地方,人们对待水与路的边界更为谨慎,水上漂浮的船屋会被认作合法建筑,而水边路则以“河道”一词来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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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色不准。这是2012年夏天我坐在嵊泗渔村的海边认识到的。在那以前,我见过黄色的海,蓝色的海。嵊泗的海,很难用一个单字“蓝”去形容。它的色彩有层次,始终变动,仿佛有隐形的画家的手在它上方来回拨弄。远处泛绿,近前泛黄,云朵经过处是泛青的蓝,带状色彩间不时夹着藕粉。光线在海面上又撒金粉。光线在不平整的薄纱上作画。光线不顾画布的挽留,顽皮地逃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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⽔ / 边 / 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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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因水而生的低地王国尼德兰,人们对于水陆交界有着独到的见解。正如他们对于翻译的见解也非同寻常。我曾在名为“某某河道”的大街上迷失方向,从那时起,水边路这个咒语就植入了我的脑袋里。水边路不是路(也不是水),它不被称作路,它不断代替陆地抵御水的诱惑,以保持界线的清醒,而它又始终微醉着,暗自回应水的召唤:靠近我,成为我。“成为”是一种有决心的力。“成为语言”——这在他们的词典里用于解释“翻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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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中最容易雪盲的时候
线纷纷从网中脱落 从闭锁的门缝溜开去 许多人造的庇荫 躲藏其中保护视力的人 静静打理包裹 过了正午雪总能化开 植物也化开,从它所在的上游 蔓延 钟始终没被敲响 慢慢我们都摘掉眼镜 能流走的也曾留下 可我们要证据做什么呢 |
2013.08.17 天津
刘大哥起先没有名字。他是午后太阳最毒时,从尖山红光里唯一一座残败但尚且屹立不倒的楼(胜利5号)前走过的,手中拎着一袋儿馒头的光头大哥。他穿着白背心,气定神闲地走。这让人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一半。我们打了招呼,粗浅了解了他为什么在这儿,说明了我们的来意,然后他说:你们作品不做完,我不搬。 钉子户刘大哥家的白炽灯亮了起来。整栋楼只有那儿还有电还有光,电是刘大哥自己接通的,拆迁队断一次电,他接一次,不吵不闹,继续过活。他住在那栋楼某个单元的三层。那个单元门前的地上,铺着一层灰头土脸的鞭炮碎屑,从没有窗玻璃的窗口看向楼内,一层的废弃“公寓”里竖满了灭火器。鞭炮和灭火器是拆迁队的警报。 经由楼梯走向刘大哥家,到处是弃物、垃圾,天气不如一个月前凉爽,空气中有些腐臭,蚊蝇大联欢。楼梯旁边的墙壁上用血红的油漆写下抗议拆迁的标语。到了三层,景象突然变了:蚊蝇和腐败显然在这儿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几个已被拆空的前“公寓”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,平坦的灰色水泥地面映出窗外树的影子,光的影子。刘大哥家就在这一层仅存的防盗门后面。防盗门后面等着吃馒头的,还有一位卧床的老人,那是刘大哥患有脑萎缩的爸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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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.08.17—24 天津
或许一切都始于我对时空关系的关注,以及对蓝色和光的痴迷。《钟》几乎是即兴而来,它原本完全不在计划之内。 走进这个淡蓝色房间时,正是热天午后,外面此起彼伏的蝉鸣,正对窗口的蓝色墙面上晃动着光影,和一个月前阴雨天里的这个房间大不相同。房间窗口正对外面喧杂的马路,楼与路之间是一些树,风起时树影摇曳,而马路上经过的车辆则不时从墙面上飞快掠过,留下些极不安稳的黑影和光斑,生动却无法捕捉。 在动手实现原计划之前,我想先静一静,在这个房间里发会儿呆,和它共处一会儿。我把捡来的小板凳放在正对这面墙、距它两三米远的地方,坐下,像看无声黑白电影一样,漫不经心地盯着它看。 也就是在这时,我决定不重复先前成立的想法,因为想法产生时我身处这环境之外,我和它尚未建立任何联系。而现在,观看与相处使我同这个房间开始有了关系;一旦有了关系,那些散乱的碎片便会无需我的指挥而自动靠拢到一起,以某种形式拼接起来。 我注意到墙皮的剥落,因为它阻碍了“电影屏幕”的平整,为光影、风影和远处汽车运动的影子划出了界线,使它们不只是在运动,也是在进入和离开一些版图。很容易便想到这些墙皮剥落的来历:最初被漆好的墙面,不断经受外力或急或缓的冲击。 承载着时间的墙皮在空间中改变位置,落于地面,这使我想到古时的日晷:它不以均匀的刻度分配时间,而只是显示出时间在平面上的投影。这份时间的地图,随着时间自身的增长、因受到外力而扩张版图。 墙皮剥落处转折最为尖锐、明显或是重要的位置(时间点),记录着许多这里过去的私人“事件”(力的发生)。我试图用钉子记录下这版图,这使得我自己也成为了施力者,并偶尔在无意间再度改变着它的疆界。 我想象着,让分布于平面的时间点受到某种牵引,回到(已是公共的)空间中,并汇聚起来,令人无法回避。它们将落在转换机般的旧物上(它位于窗外光线每天在房间侧墙所能及的最远一点),以蓝色反光碎片的形式,循着光线的轨迹,流走,如同建筑本身的命运。 在刘大哥家楼下的地面上,那堆鞭炮碎屑之间,我捡拾了两篮筐的蓝色镜子碎片,脚边一只未尽的小鞭炮还诈尸般地响了一下。聚拢时间又任其流走的转换机是一只老旧的电铃,房间里拾得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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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持续了近七天。期间,拆迁队来问候过几次(小姑娘家家混迹到拆迁队和拾荒者脏兮兮的地盘干什么;东西没什么人能看到,又换不了钱;房子一拆东西就立马毁了),并且叮嘱,要留意鞭炮的响动。刘大哥来过一次,不巧地被拆迁队撞上。第三天的早上,留在“房间”的榔头不见了。之后陆续发现陌生人的印迹:喝了一半的饮料、烟头、注射器……
近七天的时间里,我用掉了4斤钉子,50卷鱼线,往建材市场和渔具店跑了好几趟。鱼线常常纠缠在一起,多半精力都花费在梳理它们上了。墙壁有的地方很松,钉子钉不紧,一钉墙渣就掉下来,有的地方内部则是钢筋或砖面,钉子又钉不深入,难以受力,时常会被鱼线拉脱。重复的劳动做了很多。 出于智力把玩而即兴产生的想法,在指向徒劳的略有些枯燥且缓慢的实现过程中,长出了附属物:丝线越“织”越密,要呈现时间首先要贡献时间,没有捷径。情绪也像丝线一样,变得愈发密密匝匝起来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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